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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 清代前中期的中国金融中心

发布时间:2019-06-12

  我们特邀孟伟教授与郝平教授, 专门就张家口历史变迁中的一些学术问题予以讨教, 并展开具体的学术讨论, 也就此开启河北大学与山西大学围绕张家口历史文化学术研究的合作和互动。 孟伟与郝平教授一直从事有关中国社会经济史、 民间性地方文献、 中国货币金融史的学术研究,尤其在民间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方面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和特别的学术建树, 作为首席专家主持参与多项国家重大、 重点社科项目, 教育部重大攻关、 重点项目。 二位教授的心得体会必将对我们未来学术研究有极大的帮助, 尤其对当前河北省、 山西省战略转型的文化产业发展, 对长城沿线的学术研究, 具有现实的启迪。 下面先请两位教授介绍他们的学术发现和学术实践。

  我们都是 “老相与”, 免去客套, 开门见山。 这里的“老相与”,实际上就是出现在晚明前清时期张家口地区的一个专门化的商业用语,大意是 “老相识”,很好的 “合作伙伴”,借用在这里也很贴切。

  我今天主要想谈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张家口在明清时期的重要地位和特殊性;第二、张家口从前清开始一直到清中叶时期的金融中心;第三、如何展开张家口历史变迁的学术研究。简单地说,三个问题相互关联,也基本上遵循学术方法论的一般逻辑———“张家口学术研究”的关键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

  第一个问题,张家口在明清时期的重要地位和特殊性。众所周知,认识张家口的视角可以有许许多多、林林总总,不同的学科、层面、范畴等等,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做为论域,但是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要讲究较为科学的方法论。传统的历史学看重 “历时性”———顺着时间从远古到现在,原本无可非议,需要注意的是 “历史脉络的拐点”必须予以深究,这里的 “拐点”,也可以理解为 “时代性的奇迹”,也即通常习惯上说的 “时代性机遇”———任何一个 “拐点”的出现和形成, 其背后必然隐藏着更为深刻的 “历史机理”。通常情况下, “拐点处”常常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密切相关,而 “拐点与拐点之间的历史区间”,通常表现出鲜明的差异性———历时性比较的韵味蕴含其中。追寻张家口的历史轨迹,同样也不例外,作为方法论,照例也是适用的。

  明清时期的张家口到底有多少值得注意的 “拐点”呢?不同的学术视角、学科、层面、范畴情形不一,甚至会因人而异,每一位学者的知识背景、学术偏好和旨趣追求不尽相同。就我而言,我的认识仅仅是一家之言。立足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看,至少应当重点关注:1)晚明时期隆庆朝的 “宣大议和”;2)满清入关初期的 “恩赐八大皇商”和 “多伦会盟”;3)雍正朝的 “恰克图”问题;4)张家口开埠,也即外商进入张家口;5)中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的修筑;6)察哈尔省的设立与废止,等等。

  稍许强调, 在特定的预设论域下, 即便按照传统习惯采用既定的框架划分历史阶段, 也并不意味着排斥和无视作为地方区域的民间社会的 “特殊性细节和具体内容”。

  按照我对张家口的认识,我更看重晚明前清时期的张家口问题,并不仅仅因为我的学术偏好,恰恰相反,晚明前清时期的一系列问题,不仅决定前清时期的张家口格局,甚至还基本上决定了晚清民国时期的张家口的基本走向,没有晚明前清时期的基础,晚清民国时期的特殊性是 “空中楼阁”。然而,检点有关张家口的学术史,不难发现:目前的学术关注的重心几乎全部聚焦在了晚清民国时期,这一奇特的学术现象并不难理解,其一是晚明前清时期的张家口原本就是一个长城脚下的 “口堡”,行政级别非常低,隶属宣化府的万全县, 所以没有多少历史文献保留下来;其二与晚明前清相比,晚清民国时期的文献资料较为丰富,加之历史遗存也直观可见、可寻、可考。因此,好多业内人士也就只能把关注重点放在了晚清民国时期。

  由此我们就可以直接地得到一个初步的结论性认识:类似张家口在晚明前清时期仅仅是一个 “口堡”,但经过有清一代的发展,民国就成为了一个 “省会城市”,这一奇特的历史现象, 即便在全中国也不多见, 称之为绝无仅有,特殊性可见一斑。倘若与上海、天津、呼和浩特以及东北的几个城市相比较。这些城市,均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大多在北方地区,或者沿海开埠,与此同时,这些城市有一个共性,包括晚明前清时期地方志在内的国家正统的历史文献都非常稀少,早期的历史都难以追溯。因此当代历史学家的责任和使命,尤其是关注这些城市的学者,就是要为这一类型的城市构建历史脉络、弥补正统文献的不足。

  强调指出,诸如天津、张家口、呼和浩特等城市的早期历史并不是空白的,仅仅因为我们长期以来的学术范式存在缺陷———不在意民间性文献。事实上,晚明前清时期类似天津卫、 西口、 张家口的文献并不缺乏, 恰恰相反,这一方面的原始文献数量是极其大量的,只不过还散落在民间社会而已。 散落的地点未必全在 “张家口堡子里”、“天津卫”、 “归化城”中,更多地散落在曾经与张家口有过直接关联的地区。最近十几年来山西地区 “井喷式”爆发出来的上百成千万份的民间文献,可以充分说明:其实是我们的学术视野、学术范式等出了问题,没有能够很好地针对这些文献予以科学认识。

  进而,第二个初步的结论性认识是:充分利用曾经与天津、东口、西口有过直接关系的明清山西商人的文献资料,可以极大地丰富相关城市的晚明前清时期的 “历史细节”,甚至勾勒 “大体轮廓”。这就是我们主张的 “整体社会经济史”———放大视野看区域历史,注重 “民间性文献”的学术价值,与此同时,重新认识 “明清时期山西商人”。事实上,也可以充分肯定,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并不完全是“地域性商帮”,至少在两淮流域以北地区具有广泛的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的普遍意义,尤其在顺着长城的东西延伸的西北和东北地区。

  我想, 郝平教授一直从事山西地区的民间文献收集、整理工作,也一定也有感受,他也一定有话要讲。

  我非常同意孟伟教授的学术认知,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绝非是简简单单的 “地域性商帮”,至少从目前愈来愈多的 “民间性文献”中看出端倪。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学术问题,很有重新检讨的必要。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在广阔的地区留下了极其丰富的资料,不仅仅对于重构明清山西商人历史脉络、重新书写明清山西商人历史意义重大,甚至对相关地区的历史轮廓和细节都具有难以替代的学术价值。

  以东、西两口为例,也即张家口、呼和浩特为例,最近十几年来发现的大量的民间性文献中确确实实有许许多多的 “东西两口”的相关记载,大多是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这些民间性文献不仅仅包括纸质的文书、账册、书信、票据,还有大量的实物遗存为民间收藏家和博物馆所收藏。更多的传统村落中的社庙碑刻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相应相关地区的 “布施字号”、 “募化字号”,甚至在有关山西商人的家族、家庭的 “分家书”中,也具体地记载着历史情况。这些文献的分布区域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的汾州府、太原府、忻州、大同府地区。整体的数量到底有多少,目前难以准确统计,但数以百万计是毫无疑问的。因此,虽然我们不能说:山西商人是东西两口的历史功臣。但至少能够说:山西商人遗留的文献能够帮助我们丰富张家口和呼和浩特晚明前清的历史书写。

  但是,目前的现状是:由于行政区划,割裂了我们看待视野的 “历史延续性”,也遮蔽了我们展开学术研究的视野。所以,我非常乐意接受孟伟教授刚才所主张的重新看待 “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的问题。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河北大学社会经济中心有责任联合起来,担负起这一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这也正是我们当年成立和建设 “民间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的初衷和愿望。通过对民间文献的整理,深化社会经济史的学术研究,不仅仅为山西地区的产业转型服务,也为与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直接关联的地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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